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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德流芳千秋盛 氏族传承万代兴

编辑:王雄琥 时间:2018-09-16 点击:

祖德流芳千秋盛  氏族传承万代兴

——三槐王氏懋公支系懋公等四代先祖创业经历简述

 

各位宗亲,大家好!

尊宗敬祖,传承祖德。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王氏子孙的崇尚品质。如果我们对先祖的人生历程和所表现出的优良品质都不了解不认识,那何以去传承、传承什么呢?今天我们在此举行对懋公等前四代先祖的创业经历研讨,目的和意义就在于此。

按历代先祖传说和家谱资料所载:我支系迁入贵州毕邑始祖王懋公系元末明初人,祖籍江南江宁府句容县朱家巷(现江苏省句容市朱家巷)。明太祖兴兵伐元,吾祖懋公同常付胡陈赵高吴乔朱鲁等为指挥将领,协佐洪武主有功于朝,受爵【明王朝建立后,仍然沿袭历朝的封爵制度,爵分五等:公、侯、伯、子、男。公、侯是高级别,数量少,所以在许多史料上均罗立出被封者,伯、子、男位受封者一般于史料上就未作详细记载】于江南江宁府,定居句容县朱家巷桑梓庵【据琏祖墓原序:鼻祖懋公职使指挥籍住江南江宁府句容县桑梓庵朱家巷缘洪武十四年王祎吴云被屈奉调南征协付沐以报效督步骑而献功初平曲靖继下乌撒连克七星关战通毕节取胜芒部捷奏军还分守毕邑叨朝廷序功赠威德将军赐以丹书子孙世袭传及四世我祖琏公徙居县北卜葬木新地脉钟灵子孙繁荣昌盛天启二年陡安酋作叛祖辈奔逃星散各方或居沪洲或迁毕邑或散入滇南遂将丹书遗失故冢犹存但昔日勒碑刊铭代远年湮字迹蒙糊于是聚集族众刻立碑记以作万古佳城永垂不朽是为序耳】。

洪武十四(1381)年农历九月。明廷组织调北征南,懋公奉命率部【据部分老谱所载:“鼻祖王懋公,起赠封威德将军,定远侯部下从征之将,其部部分将士姓名并列于后。岳俊卿(系湖广黄州府祈州黄梅县新城乡人氏。武勇过人,充旗手卫力士)、许凤鸣(伍在营食粮差操不缺,后拔守毕节卫左所百户)、袁仁仲(长乐乡人氏,力敌万人,系旗鼓卫力士)、黄钧用(永福乡人氏)、戚伏一(太平乡人氏)、王名三(镇陵乡人氏)、项华三(镇陵乡人氏)、利  贡(原籍云南杨村所军毕节藐法贫官事,充解百户食粮差不缺)、朱法英(新城乡人氏)、纪宗信(凤原乡人氏)、徐秀三(湖广德化乡人氏)、李祖三(湖广永福乡人氏)、申亨四(湖广德华乡人氏)、蔡  住(济县太平乡人氏)、徐阿小(原籍浙江湖州府长兴县长乐乡人氏)、廖名一(永福乡人氏)、梅正兴(长乐乡人氏)、彭隆五(凤原乡人氏)、詹元一(永农乡人氏)、马德高(黄梅县人氏)、黄  大(黄梅县人氏)、陈宗一(永福乡人氏)、付宗三(新城乡人氏)、施里兴(原籍浙江湖州府归安县□三都人氏)、王大孙(归安县十五都人氏)、胡伏一(新城乡人氏)、许阿保(新城乡人氏)、吕受四(新城乡人氏)、罗朝一(长乐乡人氏)、保伏叁(新城乡人氏)、王名四(原籍直棣安庆府太湖县永福乡人氏)、毛隆三(凤原乡人氏)、龚仁九(新城乡人氏)、郎神保(原籍直棣太平乡当涂县在城住人氏)、彭友谅(永福乡人氏)、燕  毛(上得乡人氏)、许官伏(上得乡人氏)、余胜七(新城乡人氏)、张俊名(新城乡人氏)、邓隆六(长乐乡人氏)、汪胜三(永乐乡人氏)、陈元生(原籍福州人氏)、柳贵和(长乐乡人氏)、殺马里(长乐乡人氏)、桃何徐(原籍浙江人氏)。以上四十余名皆能征惯战之士,在我祖懋公部下多立奇功。”】跟随付友德元帅进行征南,参加了白石江等征讨云南、贵州的各处战斗。洪武十六(1383)年七月,征南军队平定乌撒叛乱后,由于军队补给困难,就奉命班师回朝。懋公随大军回到江宁。

洪武二十一(1388)年八月,麓川(德宏)土司叛乱,乌撒(威宁)土司响应。沐英向朝廷告急。付友德、兰玉再度奉命率领明军经永宁(叙永)、毕节南下,攻占七星关,和沐英军队在乌撒(威宁)会师,南北夹击。懋祖又率部随大军一同南征。平定叛乱后,朝廷序功封懋公“威德将军”【按明朝时期职官志资料表明:一般从五品以上武职(副千户所以上)可称将军,像“ΔΔ将军”是一种散官称谓,它并非是一具体的官职,这种散官官阶有挂印的,也有未挂印的,甚至还有千户所或副千户所兼ΔΔ将军的(像兼职这种将军的级别实际只相当于六品了)】,驻军毕节,并被任命为毕节卫ΔΔ指挥,即毕节卫属一指挥【据明朝职官体制和毕节卫志记载,明朝前中期毕节卫指挥使下还有掌印的、管屯的、管操的、以及巡捕和镇抚等各指挥。本支系始迁祖懋公便是其中一指挥,且据相关情况表明极有可能就是管军事操炼的指挥】,同时赐丹书铁券,许子孙世袭【据广东省档案馆明代资料显示:明代功臣一般封爵公、侯、伯位者皆赐铁券。铁券形制如同瓦状,分为七个等级,公为二等,侯为三等,伯为二等,大小尺寸随着等级差别各有不同。铁券外面雕刻该人的履历蒙恩的次数,对其功绩有详尽的记载,里面刻有免罪减禄的次数,用来提醒防备再犯过错,每个字都用金子镶嵌。每副铁券各分为左右两部分,左半颁给功臣,右半收藏内廷府库,有事就将铁券左右勘合,以作为凭据。又据毕节卫志记载:“明赏功大典大者封公侯伯小者授以世官世官凡九等曰卫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抚正千户副千户百户试百户所镇抚皆世袭罔替一卫世官至明末多至数千百人”……】。

由此懋公便正式以军籍户【明朝军民分籍制度:明朝军民分籍,即把老百姓分为两种。一种是“军”:每家世世代代要有一个人当兵或军官。另一种是“民”:世世代代均免除兵役(除非是志愿投军的)。政府的户籍,因此也有两套,一套是军户,一套是民户。 
这是朱元璋所首创的奇特制度。综合了汉的屯田,唐的府兵,与宋的尺籍。他以制定此种军民分籍制度而自豪,曰:“朕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钱”。】落藉于贵州毕邑,居住城内杨家街钟鼓楼(也有记说为毕节城内钟鼓楼基址堂的)。

懋公落籍毕邑后,一方面无家业基础,加之人生地不熟,又是履军职,与当地居民交往不多,所以家业难就,居无私宅;另一方面忠于职守,军务至上,无暇操建家业。因此,直至人过中年才与陈氏祖母(据说是四川黑龙滩生长人氏)婚配成家,晚年方生定乾、定坤二公,以致懋公寿终【约于十五世纪初(明仁宗初期)在毕节城钟鼓楼住宅身故】时定乾、定坤二公还甚幼小,难为陈氏祖母独身持家育子,历尽艰辛。最终虽然使其长子定乾公受享皇恩承袭指挥之职,可次子定坤公却因家境不好,生计难保,流离失散入黔(其后裔等情况迄今不知其详)。同时,由于懋公辞世时定乾公尚为幼小,因此对懋公上源等家世家史情况就不为知晓,就是一些大概情况亦是由陈氏祖母传述以告,以致后来的族人对懋公父辈、祖父辈等情况根本没有什么流传。

定乾公【于十五世纪初(明成祖或仁宗时期)出生于毕节杨家街,荫袭指挥一职。后约于十五世纪末(明弘治末期)在毕节城钟鼓楼住宅病故】虽然受享皇恩承袭指挥之职,但是由于幼小丧父,既无家业条件,也无入职基础,加之所履是军职,因此虽身为指挥,仍然家业薄弱,为官难风光,故又重蹈父辈旧辙,人过中年才与徐氏祖母(据说是贵阳青安坡生长人氏)婚配成家,晚年方生成美公。

成美公【约于十五世纪中(明宪宗初期)出生于毕节钟鼓楼,荫袭指挥一职。约于十六世纪初(明嘉靖末期)在毕节钟鼓楼住宅病故】成人承袭指挥之职后,明王朝已历经兴盛而逐步走向衰败,地方时局动荡不安,官方阵营摇摇欲坠【如: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苗民赤水城,四川都指挥张祥来征不克而死,毕节震惧。不久,水西叛酋普奴率众来攻城,城内军民加强城防、奋勇抗敌,拒敌三月,方使毕节城得以保全;1527年,陇慰家奴沙保纠集陇寿陇政旧部叛乱,乌撒、乌蒙、东川等地土司遥相呼应,配合叛乱。1528年,普奴之乱,攻毕节关厢,致使毕节兵备副使王浚、参议杨仪、签事龚亨、都指挥李宗佑等许以官印,恐祸及己,乃致动王师。1530年,芒部、乌撒苗民陇革等起义,攻劫毕节屯堡,大肆杀掠士民。……】。因此,无论是建家立业还是为官履职都极为困惑,所以仍然是家境平平,官场不显。与孙氏(毕节牛场孙家院子生长人氏)祖母结婚后,相继生下云、慕、琏、荣四公,除琏公承袭指挥之职外,其余三公均失散无考。

到了琏公【约于十六世纪初(明正德初期)出生于毕节钟鼓楼,后于1589(已丑)年正月初四日子时在镇雄小坪坝病故,墓葬小坪坝】袭职之后,明王朝发展至嘉靖时期,已历时近两百年,朝政基本走入衰败,许多忠臣义士的计谋始终得不到朝廷的吸纳,国家得不到很好治理,民众起义事件此起彼伏。琏公参与执政下的毕节地方,地处几省边界,属贵川藩篱,又是多种民族杂居,地方民族矛盾突出,争端频繁。于是,琏公面对地方政局的重重危机和困难,便产生弃官为民,解甲归田思想。加之由于几代祖人落居毕邑以来,在毕节以北的小坪坝一带(属于毕节卫辖区)置有一定田产。所以约于十六世纪中前期便自动弃官为民,解甲归田,移居镇雄泼机小坪坝。

琏公卜居小坪坝后,虽然脱离了官场困境,但是同样置身于一个地方土目叛乱不息、匪患猖獗、灾情频发的生存环境中,加之又需重新兴家立业,亦是困难重重,及为不易。琏公利用以前的微薄积蓄,通过勤耕苦作,所创家境尚算殷实,并且将家业田产逐步扩展到了李官营、瓜娃等地。琏公与赵氏(镇雄泼机大田老包生长人氏)祖母结婚后,生下在周、在秋和在用三公。在周、在秋二公相继成家立业后,面对的处境是官府要抓丁、盗匪要牵(即对主要当家人实行绑架后,以人质要挟,强迫交出钱财)毛子,再加之本家初来乍到,势单力薄,处处危机四伏,极难安身。因此在周、在秋二公经常置身藏匿生涯,最终连死于何故、墓葬何处均无人知晓。在用公见此境况,只好流亡他乡,侍奉着老母一起迁入曲靖(据说是东正街,经查证曲靖当时只有东门街)落业(其后裔情况迄今无考)。此外自琏公卜居小坪坝后,数十年一两代人的时间基本无力顾及回到毕节祭扫祖墓,以致后人对前三代先祖墓只知墓址,而不知墓状墓况,至今无考。

通过对懋公等前几代先祖创业经历的追忆,为我们道出了家世家史中的一些疑惑问题的答案。

 一、始迁祖懋公系元末明初人,因灭元建明有功于明廷而受封爵位,定居江南江宁府句容县朱家巷桑梓庵。

 二、明洪武时期懋公因奉命参加调北征南和讨伐地方叛乱后落籍贵州毕邑。

 三、懋公系皇命毕节卫属下指挥,继后定乾公、成美公和琏公承袭指挥一职,居住毕邑城杨家街钟鼓楼基址堂。

 四、自琏公中年起弃官为民,并迁居镇雄泼机小坪坝。

 五、因为懋公等前几代先祖创业艰辛,生计坎坷。所以,给支系族史族系留下一些遗憾:

 1.懋公上源世系及其前后族史残缺难考(如懋公上两代先祖情况和懋公次子定坤公后裔情况至今无考);

 2.懋公及其居住毕邑的三代先祖情况不详、祖墓无考;

 3.在周、在秋二公身世及其墓址不详,在用和赵氏祖母外迁曲靖后情况不详,后裔无考。

 与此同时,我们从懋公等前四代先祖的创业经历中已知晓了四代先祖忠君敢为的爱国精神,勤政清廉的奉献精神,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爱族爱家的清风精神之所在。先祖的优秀品德是我们世代后裔族人传承的福荫!

                                                            (懋公支系家族联谊会整理  2017年季夏)

 

 

附:

 

 一、世袭军官制度:明朝时期的军官,每人封一个“世官”。最高的是指挥使,管一个卫,其次有“千户”、“百户”,管千户所与百户所,最小的是镇抚,有资格管一个总旗或小旗。千户有正有副,百户之下有所谓“试百户”。指挥使与正千户之间,有所谓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抚。有九等。大军官有功劳的,封为指挥使不够,便封公、封侯、封伯、封子、封男。这五等封爵,不属于“卫所体系”以内。

 洪武元年,天下事已经大定,他考虑到如何于胜利以后,安顿庞大数量的军官与兵士。裁减,编遣,复员,都不是好办法。裁谁?不裁谁?编谁?遣谁?复员,复到哪里去?复到农村,农村吃不消;“退伍军人”无田,无牛,无农具,无种子,也复不进农村! 于是,朱元璋想出了这个军民分籍的办法,不仅安顿了兵士,酬庸了军官,而且替他自己与他的子孙保存了庞大的军事力量,也就是替大明帝国维持了长治久安的国防军。 
 兵士,每人赏官田五十亩。具体规定是:当兵到老了(六十岁)或死了以后,由儿子孙子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每代只须有长子一人服役,次子以下作为“余丁”(也就是补缺的兵)。这五十亩田,也要纳税(称做粮),每亩二斗四升,不运到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而集中储藏起来,作为军粮军饷。

各省最高的军事负责人是“都指挥使”。都指挥使的衙门及其辖区,均称为“都指挥使司”。这都指挥使司与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并称为“三司”,分别主管一省的军政、民政与监察。 
 这是明朝特有的一种制度。中国历史上只有明朝有世袭军官制度。很多人对此都很陌生。 
 “都指挥使”的地位,不是世袭的。但是,只有属于“指挥使”一级的世袭的“世官”,或考中武科举的人,才有资格被任命为“都指挥使”。世官共有九等: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抚、正千户、副千户、百户、试百户、所镇抚。这些世官,依照明朝的“军民分籍”制度,是一种没有封地而有禄田,没有人民而有部队的贵族。

 例如抗倭名将戚继光和俞大猷都是世袭军官。俞大猷是泉州府晋江县人,世袭百户,于嘉靖十四年参加“武会试”,中了武举,升为千户,守御金门,其后历官至苏松副总兵,于嘉靖三十三年在张经的指挥之下大破倭寇于王江径。又其后,他连胜倭寇于陆泾坝、三丈浦、莺脰湖、马迹山、茶山、老鹳嘴,在三十五年三月受任为“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郡。再如戚继光祖籍安徽定远,从朱元璋开国时就世袭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父亲戚景通官至大宁都指挥使,神机营副将。他自己10岁嗣职指挥佥事(四品将军),18岁上任就带500士兵。后考中武举人。以后,作过山东都指挥使司的佥事,负责“备倭”。调到浙江以后,升到参将,防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消灭倭寇后升为都督同知,蓟州总兵,“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

 二、丹书铁券:丹书铁券和免死金牌指的是同一样东西,也被称为丹书铁契或金书铁券等。最早的时候,牌文是用红色笔墨写在铁制的牌子上,因此得名丹书铁券。唐朝时改为在铁制的牌子上凿刻字迹,然后嵌入黄金,所以也被称为金书铁券。免死金牌则是民间的叫法。丹书铁券的功用极大,它由皇帝颁发给亲大臣,通常情况下都是颁给一些开国元勋,或是一些开创盛世的能臣,意思就是说如果此人或他的子孙犯了罪,可以免死甚至免罪,但一般也会有次数限制。因为丹书铁券可以传给子孙,所以拿出来使用的时候,往往离颁发之时已经隔了几十年,所以为了防止假冒,丹书铁券通常由两部分组成,而且通常是制作完成之后再一分为二,朝廷和被赐的人各留一半。

丹书铁券最早出现于西汉民间俗称的“免死牌”,实为史书称之的“丹书铁券”【《楚汉春秋》(西汉陆贾著,其书已佚,《困学纪闻》十二引《楚汉春秋》:“高帝初封侯者,皆赐丹书铁券”),《汉书·高帝纪》则称“丹书铁契”,应是同一物件的不同叫法。当时的铭文为“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世。”

 自汉后,“丹书铁券”历代相传,几乎每朝每代都有。“铁券”最初于券面阴刻,然后用丹砂填之,故称“丹书铁契”。梁时以银填字,即“银券”。隋时用金填字,亦称“金券”、“金书”,所以后世也称“铁券”为“金书铁券”。】。汉高祖刘邦为了奖赏他的大臣,特赐丹书铁券。但在当时,丹书铁券只是一种荣誉凭证,作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勋章,并没有免死的功用。到了南北朝时期,丹书铁券开始具有免死功用,比如一国皇帝在招抚对方势力归附自己时,为了表示诚意,就会赐予丹书铁券作为保障。

我国现存最早的丹书铁券来自五代时期,收藏于国家历史博物馆。当时的唐昭宗为了奖赏钱镠讨伐董昌之功,特赐丹书铁券。这面丹书铁券的总体形状与古代瓦片相似,长约五十二厘米,宽二点五厘米,高三十厘米,上面刻有楷书金字三百五十个,记录了钱镠讨伐董昌的时间、经过和赐予他铁券的皇帝名号等。当然,最重要的部分还是关于免死的文字,其文中有记载,“卿恕九死,子孙三死”,就是说如果犯了罪,只要手执铁券,钱镠本人可以免死九次,他的儿孙可以免死三次。宋朝和金朝基本沿用了唐朝的丹书铁券制度,明朝开始将丹书铁券分等级赐予。据史料记载,朱元璋共赐予丹书铁券公爵六面,侯爵二十八面,后来又追赐公爵两面。朱元璋四子朱棣篡位后,也给他的有功之臣赐予了丹书铁券,数目不详。

丹书铁券的内容可以分为四个方面,首先是赐予的日期和被赐者的姓名、官职以及属地;其次是被赐者的功绩;然后是皇帝许下的诺言,其中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免死或免罪的部分;最后就是皇帝的誓言,这是给丹书铁券赋予法律效力,证明丹书铁券的内容是合理合法的,记录在案后便受国家律法的保护。丹书铁券的形状分为两种,一种是圆筒状,刻字镶金后一分为二,朝廷(一般是皇家的内务府)和被赐者一人一半,能合在一起的便是真品。还有一种是瓦片状,这种丹书铁券不分开保存,而是正面赐给受赏者,朝廷只留下文字记载。

明代皇赐丹书铁券情况(据广东省档案馆明代资料显示)。明代功臣封爵皆赐铁券。铁券形制如同瓦状,分为七个等级,公为二等,侯为三等,伯为二等,大小尺寸随着等级差别各有不同。铁券外面雕刻该人的履历蒙恩的次数,对其功绩有详尽的记载,里面刻有免罪减禄的次数,用来提醒防备再犯过错,每个字都用金子镶嵌。每副铁券各分为左右两部分,左半颁给功臣,右半收藏内廷府库,有事就将铁券左右勘合,以作为凭据。

据《明史·舆服志四》载:“功臣铁券:洪武二年,太祖欲封功臣,议为铁券,而未有定制。或言台州民钱允一有家藏吴越王镠唐赐铁券,遂遣使取之,因其式而损益焉。其制如瓦,第为七等。公二等:一高尺,广一尺六寸五分;一高九寸五分,广一尺六寸。侯三等:一高九寸,广一尺五寸五分;一高八寸五分,广一尺五寸;一高八寸,广一尺四寸五分。伯二等:一高七寸五分,广一尺三寸五分;一高六寸五分,广一尺二寸五分。外刻履历、恩数之详,以记其功;中镌免罪、减禄之数,以防其过。字嵌以金。凡九十七副,各分左右,左颁功臣,右藏内府,有故则合之,以取信焉。

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明太祖朱元璋临御奉天殿,皇太子、诸王侍从左右,丞相率领文武百官排列在丹陛左右。明太祖亲自确定功臣名次,大封功臣,公六人,侯二十八人,并赐铁券。公:李善长、徐达、李文忠、冯胜、邓愈、常茂。侯: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子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桢、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鐸、硃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二十五年,改制铁券,赐公傅友德,侯王弼、耿炳文、郭英及故公徐达、李文忠,侯吴杰、沐英,凡八家。永乐初,靖难功臣亦有赐者”。

最后事实表明,“丹书铁卷”只是皇帝给开国功臣们开的一张无法兑换的口头支票,这些拥有“丹书铁券”的功臣们大多没有享受到“免死”的特权,一个个死于非命。没有“丹书铁券”一张真正起过“免死”的作用,全都一文不值。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要诛杀宰相胡惟庸九族,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3万余人。朱元璋刚开始把胡惟庸案定性为“擅权植党”,但是这样并不能诛杀那些拥有“丹书铁券”的开国功臣们,因此他又故意做大此案,洪武二十三年,将胡惟庸案定性为“谋逆罪”,并且牵连了李善长、冯胜、邓愈、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陈德、郭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祯、赵庸、余通源、杨璟、黄彬、梅思等人。朱元璋振振有词的说道,“满朝都是胡党”,还颁布了《昭示奸党录》,要求全面彻底肃清,最后将这些功臣一一处死。单单一个胡惟庸案,朱元璋就扫除了一大半拥有丹书铁券的开国功臣们。

洪武二十六年(1393), 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又故伎重演,借口凉国公蓝玉欲图谋反,大肆株连杀戮剩下那些拥有“丹书铁券”的开国功臣们。

到最后,拥有“丹书铁券”的开国功臣们并没有因此而免死,相反全被朱元璋一一诛杀,只剩下一个是汤和,一个是耿炳文。汤和,是朱元璋的发小,他深知朱元璋的个性,明洪武二十二年,他激流勇退,告老还乡,而且十分低调,根本没有触怒过朱元璋,直到明洪武二十八年农历八月才因病去世,是少数明初开国功臣能得以善终者。耿炳文,明初战将中一个善于防守而不善于进攻的将领,朱元璋之所以留下他,是想让他为自己孙子朱允炆的江山保驾护航,但是自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时候,耿炳文奉命前去平叛,最后却兵败,永乐二年时,耿炳文自杀,那张“丹书铁券”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